关于重新界定企业宗旨的思考

反思和重新定义企业目标2019年8月19日,《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全球180多名高管重新定义企业目标的文章:“美国首席执行官寻求赋予企业新的目标。”。

虽然在文章开头,作者指出,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许多高管在商业圆桌会议的帮助下发布的“关于公司新宗旨的声明”(Statement on the Company的新宗旨)推翻了该组织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首要宗旨的做法,但一点也不新鲜。

如果我们看看2019年6月发布的埃德尔曼全球信任调查(EdelmanTrustBarometer),中国连续三年成为最受信任的国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大型企业自2000年以来早在埃德尔曼的调查中就一直处于低信任水平。

这一调查结果也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面临的深度信任危机迫使其高管重新考虑企业的目标。

弗里德曼1970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自发表以来从未停止争论和修改。

从1984年Freeman提出利益相关方理论再到2001年美国安然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反思,包括StuartHart于2005年出版的TheUnlimitedBusinessOpportunitiesinSolvingtheWorld’sMostDifficultProblems一书,再到后来很多学者、企业家、政治家、咨询机构等提出重新思考(rethinkingcapitalism)、重新定义(redefiningcapitalism)、重新构想(reimaginingcapitalism)资本主义,再到提出带有不同前缀的资本主义(如Consciouscapitalism,Sustainablecapitalism,);从2006年波特和克雷默指出企业竞争优势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联再到2011年两人提出“创造共享价值”(creatingsharedvalue)的研究;从2012年康奈尔法学院教授LynnStout发表著作TheShareholderValueMyth:HowPuttingShareholdersFirstHarmsInvestors,CorporationsandthePublic从法理学论证了从来没有法律规定公司的首要责任是对股东利益负责,再到BlackRock资产管理公司CEOLarryFink2018-2019连续两年在致全球CEO的公开信中提请高管们注意反思自己企业的根本目的,并在2019年的公开信中明确阐明企业目的与利润是不可分割的观点。从1984年弗里曼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到2001年安然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反思,包括斯图亚特2005年出版的《无限商业机会主义解决世界上的“困难问题”。后来,许多学者、企业家、政治家和咨询机构提出重新思考资本主义、重新定义资本主义、重新想象资本主义,并提出不同前缀的资本主义(如保守资本主义、可持续资本主义)。从2006年波特和克莱默指出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到2011年他们提出“创造共享价值”研究。从2012年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林·斯特(LynnStout)的著作《股东价值神话:投资者、公司和公共利益是如何体现的》一书中可以看出,从来没有一部法律规定公司的首要责任是对股东的利益负责。随后,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CelarryFink 2018-2019)连续两年在致全球首席执行官的公开信中提请高管们注意反思自己企业的根本宗旨,并在2019年的公开信中明确表示企业宗旨和利润是不可分割的。

回顾弗里德曼的观点对企业管理者,特别是英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者的影响,以及对它的各种反思和批评,过去提出的各种名称、概念和理论实际上仍然是拯救资本主义的一些改进措施。

尽管该声明提出了明确的观点,并猛烈抨击股东至上,但它并未解释企业家自身的价值观应如何改变,或应采取什么行动来有效改变企业的宗旨,使企业成为一个以终端为驱动力的组织。

如果企业家自己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企业中其他人的行为如何改变,企业的变革如何发生?

如果我们对企业家的理解仍然被人为地分为商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理论上这将促使一些企业家只强调他们所承担的经济责任,而对其他责任视而不见。

面对企业发展的挑战,企业家实际上必须积极响应企业目标和(广义)社会目标(包括环境目标),创新性地将这两个目标有机整合,从而真正实现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前瞻性管理。

因此,本次企业圆桌会议提出的观点并不新鲜。

另一方面,他们的声明也能使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企业高管对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清醒的反思,事实上揭示了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我国企业家的价值取向。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管理研究和管理实践者来深入探讨企业的根本宗旨应该是什么,企业家应该是什么,以及企业和企业家在新时代应该用什么样的战略眼光来面对来自企业发展中各利益相关者日益增长的期望和压力。

高质量发展需要企业家的可持续导向。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十八大提出五个发展理念后,中国制度环境和背景下的发展代表着人们关注的繁荣发展,追求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和包容性发展。

企业和企业家必须着眼于寻找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共同点,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目前,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中,涌现出许多创新型、有价值、有影响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扶贫和防污染工作。

这些企业家对自己生活目标的思考和行动,以及这些企业在追求商业和社会双重价值方面的创新实践。

虽然这些企业和企业家没有发表任何声明,但事实上,他们有意识地将企业发展的目的与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更高目标联系起来,前瞻性地将可持续发展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将可持续发展纳入企业的组织和商业模式设计,以可持续的导向创新推动企业的技术、组织和管理创新,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整合。

例如,2018年国家扶贫挑战赛创新奖得主潘张健,在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企业发展和当前国家发展的新挑战和机遇的过程中,非常成功地实现了精准扶贫与可持续创新的融合。他不仅使自己的业务发展蓬勃发展,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多赢,给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带来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另一个例子是通威集团,中国光伏产业中唯一一家发展农业(水产饲料)和光伏双重主营业务的企业。中国领导人坚信中国的“能源革命”,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性地从水产行业进入光伏产业。作为先锋,开创了“光伏+扶贫”的新模式,成功调动了中国光伏产业对精准扶贫的参与和贡献,创造了真正的企业经济价值和社会生态价值。

这些优秀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不一定是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工作的,而是更多植根于中国国情的创新。

在新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上,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者和企业管理研究者可以借鉴美国企业高管的这一说法,从企业发展的战略思维出发,深入思考企业发展的根本目的以及如何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提升企业家的核心精神。

只有真正实现和确立企业家的正确价值取向,包括尊重员工、合作伙伴、社区、自然环境价值观和政府,才能真正找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在充满复杂挑战的世界中稳步前进,转变为真正可持续的企业,从而实现企业自身的最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为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这实际上给了我国商学院教育一个明确的信号。商学院的教学和研究必须密切关注我国本土企业的实践,总结出我国可持续经营的理论。

在新时期企业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值得挖掘和整理的案例。这要求我们跟踪和研究中国企业家在制定企业战略和创新商业模式方面的实践。

他们将可持续发展纳入企业战略的程度和方式,以及商业模式的哪些创新引导企业通过可持续发展创造价值?基于中国在“互联网加”商业模式中的领先地位,中国企业是否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可以通过一些商业模式的创新来促进商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企业的大规模创建?受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影响的企业家是否对企业的双重目的有着基本和独特的理解?这些企业家如何在不同的制度逻辑下发展应对这些“矛盾和紧张”的能力?面对环境压力、制度压力和市场压力,中国企业家如何识别或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实现向可持续商业的转型?中国企业家在不同的工业领域探索了哪些模式?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管理实践者和管理研究者共同探讨。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